「省流版：现代工业社会已经转变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风险社会，其核心特征是人类活动本身成为了主要的风险来源。」
01 概念的诞生
1986年春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一本叫《风险社会》的书。德文原版刚刚上架没多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在几百公里外发生了爆炸，放射性尘埃随风飘过欧洲，飘进牛奶，飘进菜地，飘进德国家庭主妇的厨房，贝克后来自己承认，这本书能变成畅销书，多多少少要归功于那场灾难。
这不算纯粹的巧合，贝克想讲的事，被切尔诺贝利用最粗暴的方式印证了一遍。他判断现代社会已经悄悄换了轨道，人们习惯了几百年的那种“匮乏社会”正在退场，另一种被他称之为“风险社会”的东西正在接管日常生活。
过去的匮乏社会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财富怎么分配，谁能吃饱，谁能穿暖。风险社会关心的核心问题变成了危险怎么分摊，谁去承担污染，谁去承担辐射，谁去承担金融崩盘之后的账单。
贝克年轻的时候经历过战后德国的重建，见过工业化怎么带来奇迹，也见过工业化的副作用怎么反过来吞噬奇迹本身，莱茵河的污染，酸雨对黑森林的侵蚀，这些都是他成长过程里挥之不去的画面。所以他写《风险社会》的时候，字里行间有种“事情已经不对劲了”的紧迫感。
风险社会这个提法一出来，就迅速在学术圈引起了震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几乎在同一时期，用不同的路径抵达了差不多的观察。他们两个人后来还一起提出过“反思性现代化”这样的理论。意思大致是说，现代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会开始反过来消化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多都是过去那种简单进步逻辑没法解决的。
贝克在中国的知名度并不够高，但风险社会这四个字，其实早就渗透在了新闻标题、政策文件，甚至朋友圈的段子里。食品安全、气候变化、数据泄露、算法歧视、疫情传播，这些话题背后共享的那套焦虑，就是风险社会最直白的日常表达。
人们越来越少讨论“怎么变得更富有”，越来越多讨论“怎么活得更安全”，这种心态上的迁移，就是贝克四十年前已经看到的东西。
02 风险的新面孔
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比如饥荒、瘟疫、洪水、地震、战争，这些危险伴随着人类文明走过了几千年。古人应对危险的方式，通常是求神拜佛，或者积粮防灾。这些风险是外在的，是自然的，是运气不好撞上的，它有明确的边界，有可以指认的原因。
而贝克说的风险则完全不同，它有几个新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不可见。
切尔诺贝利爆炸之后，走在基辅街头的人看不见空气里的铯-137，闻不到，摸不到，只有仪器才能捕捉。福岛核电站泄漏之后，太平洋里的放射性物质也是同样的道理。转基因食品有没有害，5G基站有没有辐射伤害，这些问题普通人凭肉眼根本判断不了。
风险从可感知的世界，退到了仪器和数据的世界里。
第二个特征是跨界。
旧的风险是有边界的，一场瘟疫可以关闭城门，一次洪水可以修堤坝挡住。风险社会的风险则无视国界，福岛的核废水会流到智利海岸，亚马逊雨林的砍伐会影响华北的降水，华尔街的次贷危机会让希腊人失业。贝克说，风险实现了一种“消极的平等”，它不管人的护照是什么颜色，一视同仁地渗透进每一个人的生活。
第三个特征是延时。
工业社会的产品，很多副作用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之后才显现。石棉的致癌性，铅汽油对儿童神经的损害，塑料微粒在血液里的富集，这些问题都是当年生产的时候没人在意，几十年后才浮出水面的账。延时性带来一个非常麻烦的后果，责任追不到人。当年做决策的人可能已经退休或者去世，当年批准这项技术的机构可能已经改组，风险留下来了，责任却蒸发了。
第四个特征是概率化。
旧的危险是明确的，火烧起来就是火，水淹过来就是水。风险社会的危险常常被表述为百分比，比如某个食品添加剂致癌率是0.03%，某次疫苗不良反应率是十万分之一，某只股票的下跌概率是34%。概率是一种中立的语言，它把每个具体的人抽象成了一个数字。落到统计学上，这0.03%可能微不足道，可落到具体某个家庭头上，那就是百分之百。
正因为这几个新特征，风险社会里的人常常处在一种奇怪的心境里，他们理性上知道风险存在，但直观上感受不到。他们知道自己在承担某些代价，可说不清楚代价具体是什么，想要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又发现个人的力量在这些庞大的、结构性的风险面前近乎可笑。这种无力感，是理解风险社会最关键的入口之一。
03 人造的危险
贝克对风险社会最深刻的一个判断，跟风险的来源有关。
传统社会里的危险，多数是自然给的，地震板块运动，飓风季风环流，瘟疫细菌病毒，人类只能被动接受。
而风险社会里的危险，绝大多数是人自己造出来的。
核电站是人建的，化工厂是人开的，转基因作物是人培育的，金融衍生品是人设计的。
这个转变听起来简单，含义却极其深远。它意味着现代社会陷入了一种荒诞的循环，人们为了变得更安全、更富足、更方便，发明了各种技术和制度。这些发明确实带来了好处，同时也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新危险，而应对这些新危险的办法，往往又需要更多的技术和制度介入。于是风险的层数越叠越厚，人类越努力，越焦虑。
贝克把这种现象叫做“反身性”或者“自反性”，意思是现代化开始咬自己的尾巴。工业社会赖以为傲的那些成就，比如汽车、化肥、抗生素、原子能，正在从解决方案变成新问题的源头。汽车让城市窒息，化肥让土壤板结，抗生素让细菌变异，原子能让废料无处安放，每一个进步都拖着一条越来越长的阴影。
人造风险跟自然风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责任归属，地震来了，人们只能怪运气或者怪神明。核电站泄漏了，人们必须要问一个具体的问题，谁批准的选址，谁设计的反应堆，谁签署的安全报告，谁掩盖了隐患。也就是说人造风险天然带有政治属性，把一个原本属于自然史的话题，拽进了社会史和政治史的领域。
这个属性使得风险社会里的公共讨论，气氛跟以前很不一样，人们变得越来越不信任企业和政府的常规解释。福岛出事之后，日本官方最初的通报被广泛质疑，波音737MAX连续坠机之后，美国航空监管部门的公信力遭受重创，疫情初期某些国家的信息发布引发了持续争议。这些事件之所以让公众如此愤怒，跟灾难本身的规模关系不大，更多是因为背后那种“人为可避免却没有避免”的味道。
人造风险还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方式，工业时代的人们相信未来会更好，进步是线性的，风险社会里的人们则开始把未来想象成一个需要防范的地方。气候模型、疫情预测、金融风险评估，这些工具的目的都是把未来的坏事提前拉到今天来讨论，未来从希望的对象，慢慢变成了警惕的对象。这种心理转变本身，就是风险社会的一个典型症状。
04 风险的分配逻辑
以前的学者研究工业社会，核心问题是财富分配，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占有剩余价值，阶级怎么形成，怎么斗争。贝克则说风险社会的分配逻辑改变了，财富分配当然还在继续，可风险分配变成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紧迫的问题。
风险分配跟财富分配在很多地方是反过来的，财富往上走，风险往下走。有钱的人可以搬到空气好的郊区，穷人只能住在污染工厂旁边；有钱人可以买有机食品，穷人只能吃便宜的加工食品。有钱人可以送孩子去私立学校躲避社区暴力，穷人的孩子只能在原地承受。风险沿着社会结构层往下渗透，最后沉淀在最脆弱的那些人身上。
这个逻辑在全球尺度上也成立，发达国家把污染工厂搬到发展中国家，把电子垃圾运到非洲的港口，把碳排放的账算给整个大气层。他们享受了工业化的红利，却把工业化的代价转嫁了出去，现代文明的成本，并不由消费它的人支付。
贝克说，风险社会里，还有一种风险是穿透阶级的。
有钱人可以躲开雾霾，但躲不开全球变暖。有钱人可以避开地沟油，但避不开北极融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有钱人可以喝进口矿泉水，但塑料微粒最终会进入海洋鱼类的身体，进入每一个人的餐盘。核辐射、气候变化、金融崩溃、传染病，这些顶级风险有一种可怕的民主性，它们模糊了阶级的边界。
这被贝克称为“回旋镖效应”，意思是发达国家、富人阶层往外扔出去的风险，兜了一大圈之后，会以另一种形式飞回来砸中自己。把化工厂搬到东南亚，几十年后当地生产的食品又出口回本国，把碳排放推给发展中国家，几十年后气候崩溃谁都跑不掉。
这就带来了风险社会里一种非常独特的政治动员方式，传统的阶级斗争，是穷人反抗富人，风险社会里的抗议，常常是跨阶级的。反核运动里既有工人也有教授，环保运动里既有农民也有企业家。人们联合在一起的原因，跟经济利益关系不大，主要因为面对同一种恐惧。这种基于恐惧的联合，非常不稳定，容易被政治力量利用，也容易在具体政策问题上分裂。
关于风险分配还有一个层面容易被忽略，就是时间维度上的分配。今天的排放，明天的孩子承担；今天的债务，未来的世代偿还；今天的技术风险，几十年后的社会消化。
风险不仅在空间上向下沉淀，还在时间上往后转嫁，而未来的人没办法为自己说话，他们不能投票，不能抗议，不能签合同。他们是风险分配里最沉默的受害者，这种代际不公平，是风险社会一个还没被充分讨论的痛点。
05 专家系统失灵
风险社会里最微妙的危机，是信任的塌方。这场塌方发生在普通人和专家系统之间。所谓专家系统，指的是那些帮人们判断风险、控制风险、决定风险大小的机构和知识体系，比如医院、大学、监管机构、学术期刊、行业协会、认证机构，这些都是专家系统的组成部分。
现代社会本来是建立在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之上的，人们相信医生开的药是安全的，相信桥梁工程师算的载荷是可靠的，相信食品安全检测机构盖的章是有效的。这种信任让社会得以高速运转，没有人有时间和能力去亲自验证每一件事情，人们只能把判断权外包给专业人士。
风险社会的到来，让这种外包开始出问题，原因则有好几层。
第一层，专家们越来越经常意见不一致。
一个专家说某种食品添加剂安全，另一个专家说有致癌风险；一个流行病学家说某种防疫措施有效，另一个说没必要，普通人夹在中间，不知道该听谁的。
第二层，专家背后的利益关联被越来越多地曝光。
医药公司资助的研究倾向于夸大药物效果，烟草公司资助的研究曾经系统性地否认吸烟致癌，石油公司资助的研究长期淡化气候变化，这些历史让公众逐渐意识到，专家的意见并不总是中立的。
第三，专家系统的能力暴露了。
切尔诺贝利爆炸之前，苏联的核工业专家反复保证反应堆绝对安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没人预测到房地产泡沫会引发全球连锁反应，疫情初期，各国的公共卫生专家给出了各种互相矛盾的建议。这些事件累积起来，慢慢消解了公众对专业权威的默认信任。
风险社会里，科学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科学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现在科学越来越多地成为定义问题的战场。到底什么算作风险，什么算作可以接受的风险，什么算作紧急，什么算作可以拖延，这些判断本身就充满了争议。科学并没有一个客观的、超越争议的答案，它只能给出概率、模型、可能性。而怎么在这些概率和模型之间做选择，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伦理问题、价值问题。
这就产生了一个尴尬的局面，普通人一方面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专家系统，另一方面又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怀疑专家系统。人们查手机里的健康app，同时又不太信医生，看着财经新闻炒股，同时又骂经济学家全是骗子，相信天气预报出门带伞，同时又对气候科学充满怀疑。这种矛盾的心态，是风险社会里普通人日常的精神状态。
信任塌方还催生了副产品，阴谋论开始流行。地平说、疫苗阴谋论、气候变化否认论、5G致病论，这些看似荒谬的说法能吸引大量拥趸，背后的心理机制其实很相似。当官方专家系统失去信誉，人们就会去别的地方寻找解释，哪怕那些解释在科学上完全站不住脚，只要它们提供了一种简单的、可以理解的、有明确坏人的叙事，就会有市场。
贝克没能预见到社交媒体时代信任塌方会加剧到什么程度，但他四十年前描述的那种“专家的黄昏”，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日常，要修复这种信任，比修复一座核电站要难得多。
06
贝克2015年去世了，他没有看到新冠疫情，没有看到ChatGPT横空出世后人类对人工智能失控的集体恐慌，也没有看到台风一路从太平洋狂奔七千多公里浇透半个国家，但他的理论似乎早就预见了这一切。
有人批评贝克的理论过于宏大、过于抽象、缺乏经验研究的支撑，这个批评有道理。贝克确实更像一个思想家而非实证研究者，他画了一幅大图，很多细节需要后来者去填充。也有人说他低估了社会阶层在风险分配中的差异，风险面前的平等在现实中其实非常稀薄。
但他的核心洞察依然很有力量，他在四十年前就看到了，人类最大的敌人正在从“外部世界”转向“自己制造的世界”。
自然灾害依然存在，但越来越多的灾难背后都有人类活动的影子，纯粹的天灾正在变少，“天灾”与“人祸”的边界正在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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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