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字绶章，笔名清泉，湖南邵阳（今邵东）人，中国史学家、外交家。

蒋廷黻于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9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九·一八事变”以后，创办《独立评论》，引起国民政府高层关注。1935年弃学从政，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从此离开清华大学。后在国民政府从事外交事务，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他还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1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在纽约去世，享年70岁。

蒋廷黻是南开历史系的创建者，主持历史教学长达6年之久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构建了南开西方史学的课程体系，发挥先导示范的作用。他最早开始中国近代外交史料的收集研究工作，并率先在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代外交问题，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教学研究的先驱者。他提出了建立研究和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形成了区别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新学派。他编著的《评〈 清史稿邦交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国近代史》等，为民国外交史新学科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近代史》是蒋廷黻创作的历史类著作，于1938年应陈之迈为《艺文丛书》约请，在汉口撰写完成并首次出版。

该书以近代化为核心视角，将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围绕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及其路径展开论述，指出19世纪中西文明处于“中古”与“近代”的本质差距，并从军事、政治、社会层面分析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源。全书通过四章分别阐述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四个选择：首章《剿夷与抚夷》剖析传统贸易制度导致中国错失工业革命机遇；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评析太平天国运动与洋务运动的局限性；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全景展现1860-1895年洋务新政；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梳理甲午战争后至1930年代的政治变迁。中国现代史学家郭廷以评价该书“与罗家伦同开近代中国史科学研究之风气”，李济则认为其“为近代史研究建立了科学基础与活化史料的观念体系” 。

战争的本质是“东西对打”

蒋廷黻把这场战争定性为“中古的中国与近代的英国两个世界的对决”。鸦片只是引信，病根在于：西方已进入近代（科学、机械、民族国家），中国仍滞留中古（八股、阴阳五行、家族乡土观念）。他断言：“英国的目的全在通商……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两个体制无法共存，冲突必然到来。

远因一：战前的中西关系是畸形的

无邦交：中西隔绝三千里海路，中国自给自足、贸易长期出超，觉得根本不需要外交。

无平等：中国把西洋人当琉球、高丽式的藩属，只知“剿夷与抚夷”，不许讲平等。

通商受缚：限于广州一口，外商受尽约束——买卖完了须回澳门过冬、文书须经十三行转达、不得坐轿、不得携“夷妇”入城，最奇怪的是“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马礼逊的中文教师上课要带一只鞋假装买鞋、带一瓶毒药预备自尽）；海关正税仅百分之四，官吏陋规却实收百分之二十，法权纠纷更是层出不穷。

远因二：英国变了，中国不变

十八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起步，海外市场关乎国计民生；战胜法国、据有印度，东进有了根据地。英国先用“和平手段”：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祝寿，所求不过互派使节、增开口岸、公开税则、租一小岛——因跪拜礼之争被乾隆全数驳回；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再败。蒋的结论：“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近因一：鸦片买卖——畸形贸易的必然产物

正常商品打不开中国市场（外商带来的大多是现银），试验多年后发现鸦片才是“上等的商品”，于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统制运销”。数字触目：乾隆初年每年约四百箱 → 嘉庆初年四千箱 → 道光元年五千箱 → 道光十五年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白银漏卮换取毒物，“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

近因二：清廷的弛禁与严禁之争

广东绅士主张弛禁（“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许乃济是唯一公开提倡者；1838年黄爵滋上折主张严禁吸食、死罪论处；各省督抚骑墙观望，**惟湖广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遂奉旨为钦差南下。蒋在此插了一句狠话：当时人私函里承认禁烟困难，奏章里却逢迎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我国士大夫阶级的大毛病之一。”

导火索：禁烟执行中的连环冲突

林则徐到粤，雷厉风行收缴鸦片二万余箱，虎门销毁；进而要求英商“具结”：“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夹带，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商务监督义律拒不具结，率英商退往澳门；1839年7月林维喜案（英水手酗酒打死村民，义律拒不交凶），林则徐断绝接济；九龙、穿鼻接连发生武装冲突。消息传至英国，国会激烈辩论，反对党痛斥此为不义之战，最终以271对262的九票多数通过对华用兵——1840年，战争正式爆发。

作者的定论

“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战争名义因鸦片而起，实质是天朝体制与近代通商体制的不两立；而比战败更可痛的，是“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朝野不思改革，只把败因推给奸臣，虚骄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