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意志批判——尼采政治思想评析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遏制还是张扬人的动物本能，是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尼采是现代世界中张扬人的兽性本能的主要思想家。作为尼采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权力意志”既是其想象中的“超人”的本质要素，也成为他重估人类价值的基本标准。尼采公然主张人类是野兽、民众是“群畜”、道德是骗术、民主是劣治、平等是谎言、历史无正义、强权即公理、不要工作要斗争、不要和平要战争。尼采政治思想的实质，是企图借“权力意志”，彻底摧毁基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之上的现代政治价值。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那些为人的邪恶本能和专制独裁进行辩护的理论最终必然在实践中破产。虽然如此，尼采“权力意志”的梦魔仍会迷蒙不少人的眼睛。一旦统治者着了“权力意志”的梦魔，那就将给人类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对此世人仍须有高度的警惕。
不同的文明体系均普遍主张运用道德和法律的手段，以自愿的和强制的方式规范人类行为，使之日益脱离人类身上的兽性与动物本能，弘扬人类的德性和理性。因此，伟大的文明体系必然拥有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或共同价值，并或迟或早都会逐渐发展起一整套道德伦理和法律制度以遏制人类自私野蛮的动物本性，使人类从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走向协商妥协与公平竞争的文明社会。而人类社会中还存在着另一派主张，他们认为应当废除强加于人身上的道德和制度束缚以张扬人类的动物本性，使人类也遵循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未达目的不择手段，如韩非、马基雅维里、叔本华和尼采等。因此遏制或张扬人的动物本能是政治思想史中的分水岭。在现代世界，后一种思想体系中影响最大的是尼采的“超人”思想和“权力意志”理论。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900），德国哲学家、语文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作曲家、思想家。主要著作有《权力意志》《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考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论道德的谱系》等。
一、人类是野兽，“兽道”是正道
尼采从人类本能开始着手建构“权力意志”理论。他认为，人类有其本能，“没有本能，人类早已不存在了”。但尼采所强调的人类本能是一种原始本性，是人类作为动物的兽性。尼采不仅坚决反对“神道”，认为上帝已经死了；也同样反对“人道”，认为人性邪恶堕落。取而代之的便只能是“兽道”，在尼采看来，“兽道”才是正道。为此，尼采创造性地提出了与“人民主权”对立的“兽性主权”概念，以及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兽道主义”概念，并且毫无掩饰地倡导“兽性主权”和“兽道主义”。他觉得“兽道主义”是“兽性主权的证明，更诚实，但也更阴沉”。
人道主义是文艺复兴的重大成果。人类的进化过程是不断发展人类独有的理性和德性，克服和遏制兽性的过程。人类拥有远高于其他动物的智商，若无理性和德性对兽性的超越，那么，如亚里士多德言，人类甚至比一般动物还凶残和邪恶，“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因此，兽性不是人的本质，人道主义战胜兽道主义，人性克服兽性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尼采称颂人类的兽性本能，是对人类文明成就的最大蔑视，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彻底反动。
二、邪恶是前进的动力，“超人”就要无恶不作
人性本恶不是尼采独创，思想史上众多性恶论者都持此观点。尼采惊世骇俗之处是，他公然主张人性的邪恶是人内在的动力，是成为“超人”的最强大力量，从而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尼采认为个体牺牲别人的生命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相应地，人类社会是由邪恶者推动前行的，邪恶者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功臣。他断定：“最强大和最邪恶的天才人物是推动人类前进的首要功臣”。因而，与历史上绝大多数性恶论者不同，尼采不仅承认人性恶，而且竭力鼓吹人性恶教导人们说若要成为“超人”就要成为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世人必须变得更善和更恶’——这是我的教言。为了达到超人的至善，至恶是必要的”。
善与恶恰如黑与白，泾渭分明且正相对立，人类的进步过程实质上是善不断战胜恶的过程。小到个人的抢劫掠夺、滥杀无辜、奸淫施暴，大到群体的穷兵黩武、攻城掠地、种族灭绝，均是人性之恶的作用。相反，人类向善的本性才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而只有当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人类的公共利益时，即当它们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时，才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如核能，既可以用作善的核电站，也可以制成毁灭性的核武器。尼采根本上颠倒了人类历史进步的是非，他向往和追求的人类历史就是一种以恶制善、恶人当道的状态。
三、民众是“群畜”，“群畜”只配被奴役
尼采看来，“人有高低贵贱之分”，“超人”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普通的人只是芸芸众生，天生就应被“超人”奴役，他们甚至不配称人，而应当称“群畜”（Herd）。“群畜”是尼采对普通民众的蔑称，指安于现状、没有创造性的平庸之辈。尼采尤其痛恨和蔑视女性，他认为在“群畜”之中，女人的奴性更大。尼采认为“群畜”不配享受生活，只能经受苦难。在“伟人”眼中，这些“群畜”命该如此，不足挂齿。“一切小人的苦难之和也算不得什么，不在伟人的话下”。尼采甚至认为，这些“群畜”的生命毫无价值，他们甚至不应该拥有生存权。他们的生存就是一种不幸，因为“最普通的人则无权生存”。“我们要像大自然那样，无所顾忌地去处置大众”。
对于不同群体和个人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存在精英主义和民主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民主主义者强调生命平等和民众在社会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即人民的统治；鉴于妇女在现实中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更深重，他们特别强调妇女的权利，主张“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精英主义者强调生命不平等和精英在社会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即精英的统治。但即使是精英主义者，也不否认普通民众的生命权不可随意剥夺。在废除奴隶制和男权制的现代文明社会，尼采居然还赤裸裸地宣扬普通民众不配做人，只是“群畜”，女人只配“供战士娱乐”，“群畜”的生命可以被“伟人”们随意剥夺。这是极端的反人类思想，将这种思想付诸行动就是典型的反人类罪。
四、道德是伪善和欺骗，善良和同情是病夫的情感
尼采发现道德束缚是成为“超人”的最大障碍之一，故竭力抨击人类的伦理道德，企图从根本上摧毁现代社会的道德体系。他认为“道德乃是对生命意志的背叛”，“只要我们信仰道德，我们就是在谴责生命”。如果一定说有道德，那也只是“群畜”们用来制约“超人”的“群畜道德”（Herdenmoral）。尼采甚至把他所发现的“道德的虚假性”上升到人类社会“定理”的高度：“定理一：根本没有什么道德行为：全属臆造”。由此出发，尼采对千百年来人类所称颂的各种美德一一加以无情的鞭挞。他借拉图卡部族首领科莫罗的口说：“善良的人们皆是弱者：他们之所以是善良的，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作恶。”
人类的行为因为拥有道德的约束，才富有理性和德性。如康德云：“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之心的道德法则。”道德不仅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之一。对善与良知的追求使得人类行为不仅仅是为了一己私利，同时兼顾公共利益，推动族群和社会进步。当然，道德是人类的一种价值追求和自我约束，属于应然范畴，因此既不能完全实现，也会有虚假成分，但始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标。尼采看到了道德在现实中虚假的一面，但却彻底否定人类道德体系，认定“用道德展示的世界是虚假的”；甚至把道德与人类生命加以对立，断定“道德乃是对生命意志的背叛”，这无异于彻底否定人类文明。
五、自由是奴隶的意志，平等则是登峰造极的荒唐
自由和平等是全世界人民追求的根本价值，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尼采要“重估一切价值”，首先便是“重估”自由和平等。无疑，“重估价值”的唯一结果是极尽所能地诋毁和否定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尼采认为，自由和平等既不符合人类本性也不是历史事实，只是奴隶的荒唐理论。他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迄今为止登峰造极的荒唐！”在他眼中人类天生不平等，等级制最符合人类本性。“平等的可怕后果——最终每个人都认为有权过问一切问题。这就等于完全抛弃等级制”。而自由也只是弱者和失败者的意愿，同样也是奴隶的理论。尼采说，自由只是失败者的诉求，是“权力意志”“在被压迫者和各种奴隶那里表现为要‘自由’的意志”。
自由和平等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政治价值是因为二者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也是普遍人权的核心。丧失自由和平等就是剥夺基本人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类迄今奋斗争取的最重要普遍价值就是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平等。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平等，因此被称为“权利保障书”。如《独立宣言》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为造物主赋有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尼采彻底否定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就是否定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为摧残人性的奴隶制度和专制独裁制造新的理论依据，是极端反人性的理论、人类思想史上最反动的理论学说。
六、民主是劣治，“超人”需要专制
既然普通民众是“群畜”，不配享有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基本权利，只能心甘情愿地做“伟人”和“超人”的奴仆，那么结论必然是摈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主权在民为根本目标的民主政治。尼采认为，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故彻底否定了“超人”政治。尼采无法接受这一点，因而他对民主制度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认为人民大众成为国家的主人是痴心妄想；如果推行民主制度则一定是最坏的“劣治”。民主与专制水火不相容，反对民主必定鼓吹专制，这也正是尼采的政治逻辑。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自然逻辑是强者统治弱者、“超人”统治民众，“超人”天生是统治者，人类社会必须由“超人”统治，最适合“超人”政治的制度是专制政治。
民主的本义是“人民的统治”，它是保障人民主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本质，就是人民作为国家主体，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具体地说，民主是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平等、尊严等基本人权的一系列制度和机制。民主并非十全十美，但在人类历经的所有政治制度中，就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而言，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换言之，民主是人类迄今相对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的天敌是专制独裁。专制政治下少数统治者掌握全部政治权力，垄断所有重要的社会资源，通过体制性的经济剥夺和政治压迫将大量财富和特权集中于己，形成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和政治上的特权阶层，使物质财富、政治权益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两极化。当被统治者不满于不公并试图抗争时统治者运用国家的暴力机器进行无情的镇压。反抗和消除专制，以民主政治取代专制政治，是人类政治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专制政治的邪恶本质暴露无遗，民主政治方兴未艾的历史背景下，尼采仍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坚决反对民主政治而歌颂专制独裁，不仅反映其思想的极端反动性，且预示其信奉者在现实历史进程中必然破产。
七、历史无正义，强权即公理
尼采“超人”统治，其本质是以强大的“权力意志”征服一切。与此一致，尼采以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动物界法则重新定义人类社会的法则。他认为，强者征服弱者，弱者服从强者，是“权力意志”的内在逻辑，也是生命有机体的价值和乐趣。在尼采看来，强者征服弱者必定要牺牲弱者的利益和生命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天经地义。尼采进而将这一逻辑推至整个人类的社会历史进程，认为并不存在普遍的正义和公理，只有胜者的正义和公理。他的结论简单明了：“历史无正义，自然无善”；“胜者有理，因为胜者就是进步”。
进入文明时代之前，人类遵循过弱肉强食的动物生存法则；但在进入文明时代后，随着人类不断以人性去遏制兽性，公平正义的法则逐渐取代弱肉强食法则。这既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也是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兽类的根本法则。对于文明的人类来说正义符合自然的理性，是自然秩序在社会领域的体现。如柏克所云，正义是“恒久不变”的。正义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了根本的价值和目标，指明了人类前进的方向。尼采宣扬“历史无正义”，实质上就是试图把文明的人类重新拉回到野蛮的兽类，以弱肉强食的相互残杀来取代公平正义的良性竞争。统治者一旦信奉这种原始丛林法则，就会释放无穷罪恶，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
八、不要工作要斗争，不要和平要战争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是献给美第奇王朝用于统治意大利，尼采野心更大，他的“未来哲学”要献给未来的“地球主人”。他自诩正在为“地球的主人”写作。尼采心目中的“超人”不仅征服周围人，征服身边的弱者，最后要征服其他“劣等民族”，征服全人类，统治全世界，成为“地球的主人”。在尼采看来，不仅弱者，“劣等民族”也同样没有生存的权利。征服周边的弱者渐次至统治全球的唯一途径便是斗争、战斗和战争。“大大小小的斗争全是围绕着为获得优势、发展和扩张而展开，为了获得适宜于权力意志即生存意志的权力而展开”。当然，征服全世界，成为“地球的主人”，仅与周围之人斗争远远不够的，必须举国军事化，通过发动战争去征服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因此，尼采坚定鼓吹军国主义。
斗争是人类政治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在许多情况下是推动社会进步，消灭罪恶力量，伸张公平正义的必要手段。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的暴力革命和反抗侵略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的战争都是正义的行动。然而，无论是进步的斗争，还是正义的战争，虽然为历史进步所不可缺少，但却是历史发展的非常态，人类社会的常态应当是人民的团结和世界的和平。这不仅因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只有在和平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且还因为斗争和战争必然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大量人民群众的生命。尼采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对暴力表现出特殊的偏好。正如海德格尓所见，“作为攫取权力的驱动力，权力意志同时也是对暴力的纯粹兴趣”。因此，尼采怂恿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实现所谓“超人”对他人的征服和对人类的统治，这是十足的恶魔思想。任何容忍和支持尼采的这种斗争和战争哲学，同样也是对生命的漠视和对人类的犯罪。
九、结论：“超人”的命运与“权力意志”的警示
无疑，尼采是世界级的思想家，其“超人”和“权力意志”理论不仅对政治思想史影响深远，对现实政治也有重大的影响。例如，蔡元培早在20世纪初就看到，尼采观点对德国侵略政策有直接影响。尼采身后持久的影响力，来源于思想的深刻性和真实性。深刻性源于他对人类动物本能的洞察，这在统治者身上尤为显著，“权力意志”在意欲张扬自身固有的兽性而非人性的“精英”中共鸣极大。真实性来源于他对道德“伪善”、民主“虚假”、人性“恶劣”的揭示，这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现实。因尼采思想具备深刻性和真实性，“权力意志”理论有其合理之处。在我看来，其最大的价值是警示人们，在文明和道德的面纱下，现实世界仍然充满邪恶的力量；人类未完全消除的兽性随时可能主导现实。正如培根在评论马基雅维里的统治术时所说，“一个诚实的人如果对罪恶一无所知，想要帮助那些邪恶的人改邪归正也是不可能的”。由此，尼采帮助人类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人类之恶，以避免人类陷入恶的陷阱。
尼采是一位疯狂病态的政治思想家，尽管“权力意志”理论具备深刻性和现实性，但其反动性和邪恶性更大。对待现实中存在的人性之邪恶、道德之伪善、民主之虚假和事实上之不平等，正确的态度是揭露这些消极现象对人类的危害，分析它们的产生，找到克服它们的办法，推动民主和文明的进步，遏制人性之恶，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加自由、平等、包容和博爱。然而，尼采的选择完全相反，他彻底悖逆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系统论证这些丑恶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公然鼓励精英为恶。就对人类文明的危害程度而言，他甚至超过了韩非和马基雅维里。后者只是从权术角度劝导统治者从恶，尼采却从以哲学论证人类之恶的合理性；他不仅鼓励统治者作恶，而且鼓励所有社会精英作恶。我们不仅应当批判希特勒等独裁者的恶行，更应当批判为恶行辩护的“权力意志”观。
讽刺的是，历史教训指出为邪恶辩护的理论家，以及其崇拜的对象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尼采本人晚年陷入疯狂。墨索里尼、希特勒这些践行“权力意志”理论的实践者也身死名灭，被历史抛弃，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为此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旦统治者着了尼采“权力意志”的梦魔，人类就将受到难以估量的灾难，世人对此须有高度的警惕。
文章来源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３期。为方便阅读，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tWynCxYxPS5eRocEG9_Ung
编辑|人格与社会课题组 宋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