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的悲剧
我很佩服一个人，顾准。
顾准是理论家，而且有很多创新的理论，但是，他更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顾准是上海人，少年时因家境贫寒，12岁辍学，经人介绍到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在立信工作 14年，他勤奋钻研会计业务，自修经济学等课程，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数部会计学著作，兼过大学讲师和教授。
也许，有血有肉的故事更精彩。
有一段故事是这么写的：
顾准的父亲叫陈文纬，原居苏州，后随兄长到上海做棉花生意，兄弟俩娶了苏州一对顾姓姐妹。1915年7月，顾准出生，身为二房长子，他随外祖家姓顾。
兄长死后，父亲不善经营，顾准在黄炎培办的学校勉强读了两年，家里就再也拿不出钱来。校长见他聪慧，觉得十分可惜，就推荐他到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
潘序伦是江苏宜兴人，和顾准算是老乡。他也是一个传奇人物，这位哈佛毕业的博士在发展中国的会计事业和培养会计人才上是先驱，创建了事务所、学校、出版社“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主张“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到1953年止，立信会计培养的学生已逾10万人。
抗战胜利后，潘序伦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1947年5月受聘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
顾准在事务所从端茶倒水做起，再是做些商标登记、公司注册的杂事，由此渐渐熟悉了会计事务。同时，他也努力学习，加上他的天分，很快成为业内高手，但是，别人不这么看，还是把他看作一个打杂的。但是，那句话说的对，机会总是给准备好的人的。机会来了挡也挡不住。
有一次事务所开会讨论一个问题，顾准忍不住插嘴。主办会计非但不恼，还对潘序伦说：“顾准这个小学徒，很有造诣。”潘序伦心想，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过打打杂，能有什么见解。他不大相信，便叫来顾准：“你把你的看法讲一遍。”顾准讲完，潘序伦心头一惊，天下竟有这般早慧的奇才？
不久后，会计夜校的讲台上，有了一个年仅16岁、初中也没毕业的新讲师。学生一看，怎么是个孩子？随即起哄将顾准轰出了教室。
潘序伦对早慧的顾准十分器重，对他说：“你不用怕，明天我陪你去。”第二天，亲自陪顾准上台。学生们老老实实听完课，都服了。
潘序伦果然没看走眼，顾准的才气是惊人的。没多久，他就编写出《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17岁时，与潘序伦合著《政府会计》。19岁时，他跑遍上海所有银行，看账本、借单，写出专著《银行会计》，后成为中国第一本银行会计学大学通用教材。
这个初中未毕业的19岁少年，当时是上海滩高级白领，在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等几所高校兼任会计讲师和教授。版税、授课费、工资加起来，足足有300大洋。
然而，顾准的目标不是挣大洋，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1935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会计师职业为掩护，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顾准进入敌后根据地，先后在苏南、苏中、山东解放区做地方财经工作。他成为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专业干部，这在共产党内是奇缺的。
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沪上流传说，共产党在上海有三个名声最响的人：第一是市长陈毅，第二是公安局长扬帆，第三就是有“布告局长”之称的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顾准。
当时，上海有1万2千家工厂，事务极其庞杂，国家需要迅速稳定各类财税制度。顾准每天四处调研，听人家作一场报告，他可以一边听一边写，能写出68页材料。调研结束，还要发布各种公文，不停地向公众解释财税政策，因此成了上海发布公告最多的局长。随着一张张公告发布，很快，顾准就稳定了上海的局势。
1951年，国家财政部有意调他进京任预算司长，陈毅市长征求他意见，他表示愿意留在上海。同事们就此打趣，问他何时“入阁”，他回答：“入了阁，就成为盆景，长不成乔木。”
假如他真的去了北京，也许命运就会重新安排。
但是，悲剧似乎从他最辉煌的时候就开始了。
我今天的题目，就是顾准的悲剧。
顾准有很多悲剧。我想，在我的理解里，最大的悲剧不是被打成右派，也不是他的有真知灼见的理论被埋没，被批判，而是他的家庭的不幸。
顾准的不幸，就在于他的家人在他最需要家庭温暖的时候，给了他一盆冷水，而他的子女都没有继承他的闪光的思想，甚至站在了这些闪光思想的对立面。
当然，如果没有政治上的不幸，他的家庭不幸也不会表现出来。
1952年2月29日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顾准被列为“三反”斗争中的“大老虎”，当即撤职。
1957年，他又被打成右派。
文革中，他受到了更大的打击。
在顾准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了顾准的儿子高粱(顾南九)先生。
新华社的记者问的很尖锐，高粱也是不停的躲闪。
记者问：有质疑说，你现在已经走到了父亲的对立面。你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高粱回答：顾准的个人和家庭被外界所关注。舆论的矛头自然被集中到我们身上来了。我希望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就不要纠缠这个问题了。没意思！
我们需要关心的是我们今天的思想界应该秉承一个什么样的治学态度和立场，为什么人服务，怎么样来振兴中国的学术界。如果今天还来咀嚼这些家庭琐事，我认为，流于庸俗。
记者又问：有人认为，你今天所持的观点，可能跟当年你去海南“下海”的经历不太顺利有关。是这样吗？
高粱：对某个人的研究到了这样细微的地步。我有点感到不习惯，我得指出，研究人没这么研究的。人的一生每天都会接受新事物，新信息。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个总目标之下，研究现实问题，这是我考虑的事。
这就是所谓顾左右而言他。
其实，作为儿子，他首先应当忏悔。
1974年，顾准因肺癌晚期病危。在饱受摧残之后，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临终前，他迫切盼望能见到儿女们。
为完成顾准的心愿，弟弟陈敏之多方苦劝、做工作，子女却无一人来病榻前看他。
11月16日，经济所领导派人找顾准谈话，对方拿出一张认错书：“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就可以马上完成‘摘帽’手续。”顾准说什么都不肯签字：“我本来就没有错。”
对方劝说：“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了。”
听到这句话后，顾准伸出颤抖的手，在认错书上签了字，当场流下眼泪。
一身傲骨的顾准，在临死之前，还是签了“认罪书”，“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想离开人世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他对陪在身边的经济学家骆耕漠和学生吴敬琏说：“这是奇耻大辱。
早在11月9日时，弟弟陈敏之曾写下长信给顾准儿女，顾准在信中加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顾准在11月15日的遗嘱中，最后一句是：祝福我的孩子们。
可最终，子女一个都没有来。
当然，很难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那个时代的事情。那时，每个家庭都生活在艰难之中。
顾准家也不例外。
听到妻子死讯后，顾准在日记中写道：
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顾准的悲剧还不在于子女弃他而去，还在于他们没有继承他的闪光的思想。
弥留之际，顾准告诉吴敬琏：“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变化还是到了，但是，顾准没有看到。
12月3日，顾准离开人世，年仅59岁，身边只有他的弟子吴敬琏。
作为子女，应该延续他的思想，
但是，恰恰没有。
1958年4月顾准被开除党籍。在家“闭门思过”，他仍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对妻子说：“希望孩子们长大以后，还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敢想、敢说、敢怒、敢骂。”
顾准认为，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良知。如果知识分子对社会的错误、不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
顾准的子女中，高粱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尽管始终认为，自己是真正继承了父亲的精神遗产，但在一些人看来，高粱先生的学术观点已经“走到了顾准的对立面”。
1959年3月，顾准被遣送到河南省信阳地区劳动改造，这里曾经诞生了中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
1959年深秋，他的日记这样写：
“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欲念所苦，前几天，曾出现过一些衰弱与卑微之感，卑微是从千方百计仅求一饭来的，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东西吃，我偷东西吃…”
为了吃饱肚子，他开始偷东西吃。饥饿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摧残，更大的是精神上的冲击。
他的儿子高粱在为一本书《总要有人说出真相》的序言中却说：
在人民公社体制稳定实行的二十年中，农业生产稳步增长，不仅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基本温饱和大体平等的收入，还依靠自身微薄的积累，在公社和大队范围内，兴办了初等教育、医疗、社会救助、广播文化事业等等，这一体制支持了严格的“统购统销”制度，使得我国在一次次自然灾害面前减少了损失，等等。
在读他这段话的时候，我在想，他没有读他父亲的日记吗？
至于他写序言的这本书，我不做评论。
当然，换一个角度，也许他的子女也有需要理解的地方。在那场浩劫中，为了自保，或者说为了自己的前途，很多人也和顾准的子女一样。至于说思想观点，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一定要和父辈一样。
顾准的另一个悲剧，就是他的满腹才华和杰出的思想没有充分的施展空间。
顾准有才华也有个性，这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的。
很多人赞叹他的才华，有这样的说法：“顾准有三个大脑！”无论是讲课、做会计还是革命工作，他的能力都远超常人。
而更多的思想者是看到了他对中国的贡献，他的思想是黑暗中的火炬。
复旦大学著名教授骆玉明在《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中说：
“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年代的集体名誉。”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美国所所长，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感叹道：
泰戈尔的一首诗，其中有一节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六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顾准。
但是，顾准的性格也是突出的。他的性格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表达，从来都不是温吞水。这个性格让他成绩卓著，也让他屡受挫折。
性格是不好变的。
地下党时期，胡乔木曾是顾准的上级，他是中共党内的大学问家，也会看人。
1936年，原上海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也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副总干事徐雪寒被派与顾准直接联系，胡乔木便提醒：“你同顾准语言时要小心，这个同道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负。他会权衡你的斤两。要是你没有程度，他会看不起你的。”
胡乔木没有看错。
后来，顾准在中共东路特委当宣传部长，这是苏南的一个根据地党组织，这里号称“小延安”，最高负责人谭震林在《东进报》上发文，论国际形势。顾准作为宣传部长一看，文章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因资源枯竭造成的经济恐慌，跟和平时期因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恐慌混为一谈。没经过作者本人的同意，他就把文章删改了。而作者是顶头上司。
事后，才上任两个月的他被撤职，东路特委还针对他开了斗争会。
作为一个典型的才子型知识分子干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极强，认死理，情商低，争辩时他屡受打击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解放上海后，顾准是实际上的恢复经济挑大梁的人。当时，上海的公交公司、自来水公司、轮渡公司、煤气公司，四大公司全部亏本。为了提高管理，顾准提出“经济核算”，从会计事务所找来会计师，做特约查账员。然而中央则要求用解放区的老办法来“民主评议”，让行业来评定税收数目。顾准认为，所谓“民主评议”，本质就是摊派，而上级却以为，资产阶级的账目不可信。
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即便在厄运中，总忍不住拆穿真相。在他看来，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做的事。
多年后，吴敬琏成为了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顾准对他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至今，他还记得恩师驾鹤西行那天的情景：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
我在回家的路上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
他走了，但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顾准的悲剧讲完了。此刻我倒是觉得，其实，在他生命的那一刻，也许算悲剧，但是，用历史的观点看，也许不算悲剧，因为他留下了思想的财富，留下了照亮道路的火把，而这是很多平平安安走完人生道路的人难以企及的。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FnTAGYV367C4KPllyd5zA
往期内容：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