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绪山，山东寿光人。1991-1998年留学希腊，先后就读于萨洛尼卡亚里士多德大学语言学院和艾奥尼纳大学历史考古学系，1998年获博士学位，1999年回国。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学位委员会（人文学科）委员，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兼职教授。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研究领域涉及欧洲中古史、拜占庭史、中西交流史等，著有《6-7世纪中国和拜占庭帝国关系》（希腊文，雅典1998年）、《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史学管见集》（三联书店2018年）、随缘求索录（商务印书馆2018），研究论文数十篇；译作包括《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华书局2008年再版）、《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2004年）、《何为封建主义》（商务印书馆2016年）、《国王神迹》（商务印书馆2018年）等。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5年第16期历史栏目
作者：张绪山
一、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有效性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中年以后转入对中国文明的研究，他的皇皇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已为学界所熟知， “李约瑟难题”（Needham Problem）更是一直受到学界关注。
约在1938年李约瑟注意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近代科学，即有关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所包含的一切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1964年他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起来？”“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随着学界关注度的提高，后一个问题被以肯定性陈述表达出来，作为前一个问题的条件，于是“李约瑟难题”被完整地表述为：
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产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
在李约瑟著作的不同篇目中， “难题”虽有不同表达，但这个版本被认为最为精确。
“李约瑟难题”涉及三个关键点：一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的时间限定；二是这一时期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即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较之欧洲（严格说是西欧）更为有效；三是“正题”：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勃兴于中国。“李约瑟难题”中的这三个关键点的有效性都大可质疑。
问题一：将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这个阶段中国与欧洲的文明成果进行对比是否合适？
我们知道，世界各主要文明的奠基时期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文明是轴心时代西方文明的代表，其成就影响了西方文明的走向。以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的西方文化遗产与中国文化遗产相比较而断言其高低优劣，显然是比较对象的错位。
问题二：如何理解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这一历史阶段中国文明成果的优势？
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李约瑟所说的这个时期中国文明的优越性如何理解？这种优越性能否构成近代科学勃兴的必要条件？二是“古代中国的科技水平高于欧洲”之类的说法是不是符合实际的有效判断？
在我国学术界以及人们的日常语言中， “科技”往往被作为一个名词使用，但在实际上“科学”与“技术”是两个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近代“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其关注的目标是自然现象，在本质上是对自然世界的一种认识、解释系统，一种逻辑知识体系，由概念、定理、公式和原理等要素组成，通常以数学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技术则主要以经验为基础，与基本的生活实践相联系，所针对的是生活中的具体实践问题，不一定以追求普遍规律为其特点。
李约瑟认为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文明“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表现得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中国人对于实用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李约瑟列举的我国领先西方的技术发明，如蚕丝、草药、农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许多机械性的器具等，都属于“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产生的成果，即实用的技术性发明，而很少是成系统的形而上的逻辑理论体系的创造。
对于古代中国的文明成果的认识，有三点是公认的：第一，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中国古代发明在数量与实用高度上超乎同时期西方文明，但大多数成果，如李约瑟所说，是将生活实践中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的成果，体现的是中国工艺技术的成就，很难说代表了实际科学水准。第二，中国古人对技术的追求虽不乏令人惊讶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并不以自然哲学理论思维为前提，背后基本上并无系统化的自然理论为支撑，故其缺陷非常明显。第三，中国传统思维的基本特质是人伦中心主义，直到清末一直未脱离传统轨道，不可能产生理论上的飞跃与质变。近代科学的勃兴并非取决于自然知识在实际需要方面的应用水平。李约瑟把它当作近代科学勃兴的“必要条件”提出时，实际上已经产生了“条件错置”，破坏了命题的有效性。
问题三：以否定性历史事实为前提的“否定的普遍性”问题能否得出切中鹄的的结论？
近代科学首先产生于西欧，这是一个“肯定的特殊性”的历史事实；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没有独立地发展出近代科学，是一种“否定的普遍性”的历史事实。对“否定的普遍性”的认识，只能建立在对“肯定的特殊性”的认识之上；如果撇开对于“肯定的特殊性”的认识，去追求对于“否定的普遍性”的认识，不可能获得切中鹄的的答案。
二、近代科学何以勃兴于西方
探讨近代科学何以勃兴，首先要讨论科学体系建立所需要的核心元素。
科学体系的建立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自然观，即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二是认识、考察、说明自然现象的手段，即通过何种途径去认识自然，寻找其内在规律，用什么方式将获得的认识成果表达出来。自然观决定着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及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决定着人们采用何种手段去认识自然现象。承认自然与人相对独立，自然世界有其独立的运行规则，人可以考察、审视、分析自然运行规则，是走向独立自然科学研究的关键一步。
近代科学在西方的勃兴，是内在思维成就与外部社会环境演化相互作用的产物。
近代科学的特点，是将关于自然现象的系统化假说付诸系统实验，以得出确定的理论，换言之，被观察的事实的数学化与受控实验密切结合，乃是近代科学产生的根本要求。爱因斯坦指出：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了由系统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的可能性。”
古希腊（轴心时代）哲学思维的最大成就与贡献，是较成功地摆脱了神秘思维，不再将神秘手段（巫术）作为认识自然的手段，而将自然现象作为一个具有独特规律的对象，以独立的认识方法加以考察与研究。更重要的是，古希腊人将“求智慧”（Φιλοσοφία）视为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本性，确立了古希腊文化以求知为指向的特征。在古典时代希腊人的“求知”活动中，有两种重要思想影响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一是古典原子论，即确信物质由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原子所构成；二是相信“宇宙是一种几何结构”，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可以用数学结构为指导并加以表达，即诉诸数学逻辑作为自然认知手段。11世纪以后，基督教会利用古希腊人的逻辑遗产为神学服务，形成经院哲学。在逐渐高度条理化的经院哲学体系中，近代科学勃兴需要的各个必要元素逐渐呈现出来。
首先，自然科学勃兴需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即对自然世界秩序（即规律）的信仰，逐渐由经院哲学的发展而形成。
经院哲学是体系化的基督教神学，它使人们相信，上帝为自然和宇宙设定秩序，每一事物都受到上帝的监督并被置于上帝的秩序之中；上帝的创造物具有不可更易的秩序（即规律），这种秩序是客观存在的。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上帝给人类留下两本书：有字之书是《圣经》，无字之书是自然；上帝及其意志不可窥视，也无法窥视，只能诉诸信仰；但自然作为上帝的造物，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对象，一个理性可以认识的对象。近代科学家相信，研究上帝造物（自然界）的规律性，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增进上帝的荣耀，这种观念贯穿于西方从事科学研究的始终，是科学研究的内在动力。
其次，自然现象的数学化传统随经院哲学的发展而逐渐恢复。经院哲学追求神学教义的高度精致与体系化，使神学教义变得更加精致，同时也使古希腊逻辑传统得以恢复与升华。
第三，近代勃兴的实验思想也得益于基督教神学的培育。罗吉尔·培根（1214—1294）提出获得知识的三种方法，权威、实验和判断；如果不以理智为前提，那么权威不能给我们以确定的知识；如果不以实验来检验，那么判断从自身中不能在证明中区别诡辩论；因此只有实验科学才是认识的真正道路。威廉·奥卡姆（1300—1350）提出“二重真理论”，认为神学真理不同于理性经验真理，二者可以分离，神学真理凭信仰维持，理性研究针对哲学问题。理性向哲学的转变，对直接感官知觉对象的重视，打破了对抽象观念的信仰，直接促进了观察与实验，促进了归纳研究，成为近代科学走向实验（如炼金术等）研究手段的重要前提。16世纪以后，作为近代科学手段的实验观念已成为不可动摇的自然科学原则。
古希腊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希腊缺乏近代西欧提供的社会土壤。近代早期西欧社会为近代科学发育提供的健康生长的土壤元素，首先是大学兴起所形成的学术团体。其次是中世纪晚期形成的精神氛围。最初从基督教会内部分化出来的“科学家”是新型教徒，教会权威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潮流冲击下呈现出全面的颓势，造就了人们对旧宗教权威的不信任与蔑视心理，这为哥白尼天文学说为代表的新理论创造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而布鲁诺被烧死这样的极端事件，更刺激了基督教精神氛围中的社会各阶层对科学新理论的关注。最后是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对近代科学的推动。近代科学的最大驱动力，是16—17世纪的西欧商品经济提供的社会需求。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支持科学活动的，是一个全新的新兴市民社会，即新兴的资产阶级。科学的发展是与这个新兴社会力量的生活需求联系在一起的，是与这个阶级对增值财富的不可遏制的渴求联系在一起的。从事科学活动的团体——大学与研究机构中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群体迅速成为人数众多的社会阶层，获得了空前的政治、经济地位与道德荣誉，成为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因素。从此近代科学走上了高歌猛进的道路，不仅被社会普遍接受，而且逐渐被认为是改变世界的根本性力量。
三、中国传统社会缺乏近代科学勃兴的土壤
在中国古代思维中， “天”作为万物的最高主宰，是一个人格化的存在，以某种神秘方式与人事相联系。在“天人合一”观念之下，自然与自然现象被视为“人事”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于“人事”之外的认识与研究对象。缺乏独立的自然哲学体系与自然理论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中国传统文明奠基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曾出现过以探讨自然世界为核心的哲学的萌芽（主要是道家和墨家），但未得到发展。儒家从产生之始就以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为探索目标，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成为正统的官方哲学，其“人伦哲学”开始主导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与这种有机自然观念与伦理本位主义相辅相成的精神特征是鲜明的实用理性。实用理性支配下的中国古代学问，如天算、农学、医学、兵书等学问，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确如李约瑟所说，在应用的有效性上具有优长，但这些经验的发明差不多止步于技术，没有升华到形而上的探索。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本经济为基础。在传统农本经济所追求的简单再生产目标下，中国人的智力主要集中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具体实际问题上，一旦目的达到，就很难再进一步，思考其背后的原理。农本社会的简单性使整个社会满足于经验，习惯于权威崇拜——祖先崇拜、君权崇拜与圣人崇拜。这种思维习惯不仅阻断了国人学问上的创新，而且也扼杀了人们运用逻辑思辨的冲动。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皇帝之下的士农工商等级。对于皇帝及其统治集团而言，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定居于首位。就其合法性而言，它所依靠的是“君权神授”的一套政治伦理。中国传统社会对科学最深层的不适应，是科学带来的观念冲击。在森严的特权等级制之下，人是不平等的；在物质世界，天地是有尊卑的（所谓“天尊地卑”是也）。但在科学的法则面前，一切人与物都要服从同样的规则，而不是服从至高无上、金口玉言的君主；也不服从人为的等级划分。农民被置于各等级之首，因为农业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但农民是传统习惯与思想的坚守者。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至高目标，是简单再生产之下的社会稳定，而商人财富的积累会打破财富的平衡，形成威胁政治权力的金钱权力。打压商人势力，重农而抑商，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以“均贫”削减贫富差距，成为皇权制度的必选政策。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不可能出现一个以商业为主导的市民社会；商人积累的资本只能投资于仕途或购买土地，成为官吏或地主，而不可能成为近代欧洲社会中有强烈意愿投资科学应用以增加财富的中产阶级。与科学事业有直接关联的是“士人”阶层。中国传统官僚体制是特权政治，极为成功地将绝大多数杰出人才吸引到官僚政治的轨道上，而远离民众生产与自然研究活动。
在古代社会以实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发明中，除了一部分（如四大发明）被改造后服务于统治秩序和实际生活外，绝大部分被视为无用且有害，得不到重视。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科学家”如张衡、宋应星，其实都不是以科学成就为官府重视。而且，即使无意于功名利禄的有才华的个人从事科学研究，做出了成就，由于不存在具有共同目标的学术团体，没有形成理论性的提炼与总结，无法形成继承与传播的机制。一代天才人物的发明与创造，随着时代的转换而湮没无闻。
四、李约瑟本人对“难题”的回答
李约瑟曾多次表示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七卷即最后一卷，对“李约瑟难题”进行集中探讨，但由于研究规模的不断扩大，他直到离世也未回到这个问题上来。饶是如此，人们仍可以从他已有的论述中窥视其可能做出的解释。1984年他为《大滴定》台湾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其中有一段结语式的论述，显示出他一以贯之的见解，庶几可视为最终的结论：
随着岁月的成长，我渐渐明白，中国的官僚封建制度在开始时曾促进科学进步，但终于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在欧洲，贵族武士的封建制度一度显得比较巩固，但事实上是比较脆弱，因为这种制度比较不合理，因此只要时机成熟，从事商业的资产阶级便将封建制度的模型完全打破，而创造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世界。我们常说，科学革命只是整个运动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包括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很显然，他的解释视角最终归结到了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在制度上的差异。
西欧贡献了何种独特的充分必要条件促成了质的飞跃？为何其他文明没有呢？这种提问似乎让研究者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李约瑟所极力反对的西欧社会发展的独特性，即西方历史遗留的智力遗产与近代社会变化的独特性。因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即使坦然承认中国古代文明成果（主要以技术发明为特点）的应用性强于欧洲，即使承认这些文明成果中包含“古代科学元素”，那也不能否认，这些成果与元素难以实现自身的脱胎换骨，即向“近代科学”蜕变。这种“不蜕变”现象不独限于中国。
就历史研究的基本纪律与原则论，抛开历史上一个文明中生成的一个“肯定的特殊性”史实，去探讨其他各文明中任何一种文明为何未生成同样事实的“否定的普遍性”问题，本身存在天然的缺陷：这种探讨的必然结局是，可以得出无数貌似合理的解释，但任何一种见解都不足以切中鹄的，具有决定性的说服力。这是“李约瑟难题”难以逃脱的尴尬！ “李约瑟难题”已被中国境外的科学史研究者遗忘，或者被认为是一个伪问题，是诸如此类的“否定的普遍性”历史问题无法逃脱的宿命！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原文约31500字）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Doav2Yj-5qW073bM7TRHw
原文下载：重审“李约瑟难题”_张绪山.pdf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