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戴逸先生指出，18世纪的实际情况是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能远征中国，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18世纪的中英关系基本上是和平的商业关系，没有重大的军事对抗，不构成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威胁，到19世纪初期情况仍然基本如此。因此，对于16—19世纪中期“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应该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李伯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历史学系教授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原题：《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西方”：16—19世纪中期的西欧四国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12期
16—19世纪中期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发生时期。这个“大变局”之所以是“三千年未有”，原因是“西方”的到来。那么，这个“西方”到底是什么？它对中国的影响始于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具有何特点？……过去人们对这些问题存在一些含糊、片面甚至偏颇的看法，从而影响了我们对中外关系的认识。本文主要从经济史的视野出发，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16—19世纪中期的“西方”真的很强大？
以往许多涉及中西关系史的著作中有一种普遍看法，把欧洲（包括俄国）和北美的所有国家都笼统地视为“西方”。这里将对“西方”这个概念做一个讨论。本文的研究时间范围是16—19世纪中期，所说的“西方”是指西欧。后起的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到了18—19世纪之交变得日益重要，但在之前两个多世纪里，彼此往来很有限。至于俄国，其在16—19世纪中期与中国的关系很复杂，不同于同时期西欧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政府也不把俄国视为西方国家。因此在本文中，将俄国排出“西方”。
在16—19世纪中期，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最重要的交往是贸易。虽然“西方”国家众多，但在这个时期和中国有比较紧密的贸易关系的国家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
在许多学者心目中，自地理大发现以来，那个抽象的“西方”一直很强大，在“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史中都是处于强势地位，因此自从16世纪以来，“西方”和中国的关系就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但是这种看法不正确。下面就这一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国家实力进行分析。
国家实力是一国所拥有的在国际关系中能发挥作用的全部力量的有机综合。国家实力包括两个不同的部分：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可以动用的全部物质力量的总和，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实力。国家能力是国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其内涵主要是国家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而其外延则包含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呈现的对外影响力。
（一）四国综合国力分析
在19世纪中期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主要取决于该国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大小。葡、西、荷、英四国在人口和经济规模两方面的差别都很大，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有很大改变。具体情况见以下两表：
表1 “西方”主要国家人口数量（单位：万）
表2 “西方”主要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单位：百万美元）
1. 葡萄牙与西班牙
这两个国家都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自然条件不好，大部分地区由贫瘠高原组成。半岛的土地中约有38%可耕种，但真正肥沃的还不到10%；47%的土地适合放牧，10%的土地为林地，6%的土地无法使用。一些工商业发展的关键性资源严重缺乏。
在人力资源方面，葡萄牙因为人口少，远洋航行的水手稀缺。早在1505年，从西印度群岛向东航行的船员主要由缺乏经验的本地人和外国人组成。到18世纪，即使驶往巴西的海员大部分也由黑奴组成。葡萄牙人不是优秀的商人，贵族既厌恶体力工作，也不愿意经商。西班牙虽然比葡萄牙人口更多，疆域更广，力量也更强，但基本情况和葡萄牙相似。在17世纪，黑死病、伤寒、天花等瘟疫，以及战争等因素导致西班牙人口明显下降。
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17世纪中期重新获得独立，但已完全衰落了，除了其在非洲西岸和东岸、印度海岸线上的两三个港口，以及中国的澳门岛上的势力范围外，在世界范围内已没有多大影响。西班牙经济在1580—1620年已进入衰退期。到了17世纪，西班牙虽然还有许多殖民地，但是其海上力量已经很软弱。法国财政大臣苏利把西班牙描绘成“四肢强壮有力，心力极度衰竭的国家”。
2. 荷兰
16—18世纪，在人均GDP方面，荷兰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但荷兰是一个小国，人口不多，而且增长十分缓慢。由于人口少，荷兰最主要的外贸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得不依赖大量的德国人和北欧人来填补其海外殖民地对水手、商人、文员和工匠的大量需求。荷兰资源也很贫乏，在其鼎盛时期，据当地人士估计，荷兰的土地最多只能供养其全部居民的1/8。土地的贫瘠和无掩护的海岸使得荷兰人首先从事渔业，然后是海运业。尽管荷兰也有很多重要的制造业，但其发展远远落后于海运业。一旦外部供应源被切断，荷兰就要陷入危机。由于人口和经济规模都较小，荷兰的综合国力比英国和法国差了很多。荷兰虽然人均GDP领先欧洲各国，但到1700年，其GDP总量始终没有超过同期英国GDP的40%和法国GDP的20%。这使得荷兰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17世纪后期，荷兰已开始陷于衰落。1672年法国人侵占了荷兰，在随后的10年内，法国人的掠夺破坏了荷兰的经济，结束了荷兰几个世纪以来在经济上的领先地位。
3. 英国
15世纪末，与当时的意大利、低地国家、法国和德意志地区南部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英国仍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当时英格兰和威尔士仅有300万—400万人口，比法国和西班牙的人口少得多。英国的财政机构和商业的基础结构与上述那些国家或地区相比颇为原始，在技术方面也比较落后。科尔曼指出，从经济、文化及地理方面来看，英国当时还是一个处于欧洲世界边缘的国家。都铎王朝兴起后，英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发展都开始加速，综合实力也随之不断加强。但是在16世纪，英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仍然比法国或西班牙小，因此综合国力也比不上法、西。到了18世纪，英国人口增长出现了明显加速，其人口增长率是欧洲国家中最快的，与欧洲其他地方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时期，英国人均收入增长迅速，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多。1700年时，英国的GDP（不包括爱尔兰）是荷兰的2倍，到了1820年时则为7倍，英国也成为“西方”列强中的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
（二）四国国家能力分析
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在国家能力上具有本质的差别。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建立一个按规章办事、合理分工、不太受人为因素影响的行政体制。这个行政体制是中央集权的，拥有一个中央掌控下的完备的官僚体系和一支常备军。到了16世纪，民族国家在欧洲开始形成，频繁的战争需要组织与战争有关事务的官僚机构和常备军。随着官僚机构和常备军的发展，西欧出现了一些绝对君主制的国家，国家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但是封建残余仍然很强大，这些国家的国家能力依旧受到很大限制。
1. 葡萄牙和西班牙
这两个国家都是封建性很强的国家，其中西班牙尤甚。西班牙本土由卡斯提尔和阿拉贡两个王国组成，而这两个王国之间及各自内部都并未真正统一。其中的阿拉贡王国由阿拉贡本土、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三部分组成，这三个部分也都分别有自己的税收制度，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帝国政府对其权力很有限。因此，西班牙帝国实际上是由各个拥有自身特权的领地组成的联合体。帝国没有中央集权政府，国王本人是各领地唯一的真正的连杆，但国王也很难在某个领地筹集到去在别的领地作战的资金。葡萄牙也大同小异。
这两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很落后。威廉·福斯特指出，在西班牙，“世俗的和教会的大地主的联合统治，把国家死扼在他们的掌握之中，阻止了它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葡萄牙的情况也和西班牙相似，在1640年重新获得独立之前和之后都是由教士和贵族统治的。这种情况使得这两个国家缺乏经济活力，它们进行扩张的动力主要来自宗教狂热，重视宗教信仰胜于商业。以上情况严重地制约了两国的国家能力发展，因此在与荷兰、英国和法国的竞争中不断失败，沦为二流国家。
2. 荷兰
17世纪，荷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走在欧洲各国的前头，但政治体制方面也存在很大问题。当时荷兰虽然是共和国，但其中央行政权力一分为三：一是世袭的执政；二是由各省权贵组成的“摄政”阶层；三是中央行政首脑即“大议长”，由三级会议推举产生。在战争与和平、签订条约和财政负担分摊等重大问题上，一遇争议，三级会议就把议案退回各省议会，待产生新的议案后再提交三级会议。由于权力结构错综复杂，荷兰中央政府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这一点也清楚地表现在荷兰军事力量的建设方面。荷兰军事力量的建设与指挥权不统一，执政掌握常备军，摄政指挥城市民兵。执政与摄政之间有矛盾，导致互相牵制。而各省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肯斥巨资建设国家舰队。因此，荷兰在和其他欧洲列强的竞争中也未能胜出，特别是1653年和1654年荷兰与英国进行了持续18个月的战争，使其海运事业被迫完全停止。
3. 英国
在16—19世纪中期的世界上，英国被许多学者称为“最成功的国家”，因为它在这个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一路领先，到了19世纪成为世界霸主。这个时期，以工业革命（大约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为分水岭，英国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第二个阶段则是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的国家能力在这两个阶段有很大不同。
在第一阶段，都铎王朝建立后，实现了英格兰的统一，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国家，但是国家能力仍然很有限。在王朝创建者亨利七世时，英国并没有正规的常备军，遇到战争，仍然以传统的方式招募士兵。亨利八世时期，建造了可观的军火工业和装备精良的海军，但是仍然拿不出钱来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伊丽莎白一世承认这些局限性使得英国根本无法与欧洲的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相比，因此设法通过外交手段保持英国的独立。在她统治的最后4年里（1599—1603），为进行爱尔兰战争，想尽一切办法筹款。到了克伦威尔时期，英国建立了常备军，但到詹姆斯二世时军队也只有2万多人，每年军费支出为60万英镑。因此在17世纪，英国的国家能力仍然颇为有限。
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英国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此阶段，“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特点在‘光荣革命’之后才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在使英国的政治丰富多彩的同时，也增强了这个国家的实力”。“光荣革命”后的第二年，即开始同法国的战争，这意味着英国在同一个在资源和人口上远胜于它的国家开战。因此英国第一次召集一支庞大的陆军，同时组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依靠这支海陆军，在1689—1815年间，英国与法国进行了6次战争。在17和18世纪，英国中央政府规模不断扩大，中央政府的加强使得英国的国家能力大为提升。因此在18世纪，英国的国家能力有了显著加强，成为“西方”各国中国家能力最强者。
由于综合实力和国家能力的变化，以上“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国家实力有很大不同，这使得它们的海外活动也受到很大限制。因此，设想有一个整体的、不变的和强大的“西方”，并将其作为中西关系史研究中中国的对手，肯定是不妥的。
“西方”与中国的关系
在16世纪之前，西欧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1518年，葡萄牙人西蒙·安德拉德率领的舰队在珠江口的一个岛屿上建筑了一座堡垒，宣称拥有主权。1521年明廷下命驱逐外国人，葡萄牙人拒绝撤离，明军即向他们开火，葡萄牙人发现不是中国的对手，转而采取合作的方针，以取得中国政府的通商许可。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后，因缺乏对中国的了解，也曾多次图谋入侵中国。随着对中国实力了解的加深，西班牙人也打消了原来那些荒唐的想法，只是蜗居在菲律宾，通过华商和中国进行贸易。
荷兰人也曾企图采用武力来迫使明朝接受其通商的要求。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中国沿海派出一支由16艘船和1300人组成的舰队，企图占领澎湖。当明朝政府准备用武力收复澎湖时，荷兰人随即撤出澎湖，之后占领了台湾，在那里通过中国海商与中国进行贸易。到了清代前期，台湾被收复，葡萄牙和荷兰都成了朝贡国，并且配合清政府打击海盗，以达到通商的目的。
英国人威德尔率领的船队首次来到广东沿海后，也向广东当局请求领取前往广州的许可，但没有结果，于是转而擅自进入内河，以武力强行登陆，但和明军发生冲突，最后撤退。英国人这次来访给中国留下极坏印象，以致“中国人一成不变地认为在所有野蛮的入侵者中，英国人是最暴力、最危险的”。在此之后的40年，很少有英国人到中国沿海。英国自18世纪中后期开始了工业革命，但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之前，其实力仍然有限，不仅谈不上征服中国，就是和中国开战也有很大困难。
事实上，在16—19世纪中期的大部分时间内，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军事力量远不如许多人想象得那么强大。据估计，在1600—1740年之间的任何一年中，整个亚洲地区的欧洲人数量都不会超过5万人。1635年在亚洲的葡萄牙人总数不过4947人，另有黑人7635人。1576年在亚洲大陆的西班牙人或许只有300名，其中大部分是在葡萄牙势力范围内活动的商人。1584年的一项人口普查报告指出，马尼拉只有329名“西班牙人”可以服兵役，在整个菲律宾地区也不超过713人。在东印度群岛的荷兰人，据1625年的统计，老少共计约4500人，其中驻守各地的白人总共还不到2000人。像这样的军事力量，要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
在鸦片战争之前，上述“西方”主要国家与中国交往的主要目的，是想和中国做生意。这一点，早在它们到东亚之始就已清楚地表现出来。1508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塞戈拉率领远征队出发前往亚洲，以夺取贸易枢纽马六甲。曼努埃尔一世命令塞戈拉侦察中国的情报，提出了一连串关于中国的问题，例如，中国人何时到马六甲或别处做生意？从何处而来？路途多远？带来什么货物？每年来多少船只？其船多大？体形如何？是否当年回国？在马六甲或别处有无商站房屋？其人是否富有？懦弱还是强悍？有无军器火炮？……“以及一切有关他们的情报”。为了达到通商的目的，他禁止塞戈拉向中国挑衅，禁止在海面或陆上夺取中国的“战利品”。1515年，为葡萄牙服务的意大利人可萨里在一封信里报告说：去年有葡萄牙人前往中国，中国官吏禁止上岸，但那些葡萄牙人都卖掉了货物，获利而归。后来葡萄牙与明政府协商，得以租借澳门立足。为了获利，葡萄牙人长期对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1565年，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后，发现只有建立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方可维持其经济落后的菲律宾殖民地。为了招徕中国海商赴吕宋贸易，西班牙舰队被要求善待途中可能遇到的中国商船。1573年，菲律宾的西班牙官员在给国王费利佩二世的报告中声称：“自从我们到此地以后，中国人即至此贸易，这是因为我们总是设法善待他们。 ……自从他们与西班牙人贸易以来，每年均运来较为精美、丰富的商品。”
荷兰人把发展贸易作为基本国策，有“商业是荷兰政府的政治”之说。为此，荷兰人力图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基地，于1624年击败西班牙人，将台湾作为其对华贸易的基地。1683年清军攻下台湾，次年清政府开放海禁，随后在1685年设立粤海关，1685年设立十三行，逐步健全广州外贸体制。荷兰人于1686年遣使到北京，被获准在广州进行贸易。172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从阿姆斯特丹直航广州，从而开启了对华直接贸易。从1729年到1794年，先后共有231艘荷兰商船到达广州。
英国在都铎王朝建立后也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仍然主要是出于经济的目的，为此建立了土耳其公司、威尼斯公司、黎凡特公司、重新建立的东地公司、俄国公司、中国公司及东印度公司等一系列特许公司，在世界各地开展贸易。英国人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开展对华贸易。1684年，清政府开放了厦门、广州、宁波等口岸进行对外贸易，英国人也利用此机会，到这些港口开展贸易。随着中英贸易不断发展，英国希望清政府开放更多的港口，以方便英国商人采购茶叶、棉布等产品。1787年，英国政府派出以查尔斯·卡斯卡特为正使的使团访华，因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逝而夭折；1792年，英国政府派出以马戛尔尼为特使的庞大使团出使中国；1816年，又派出阿美士德率领的使团出访中国。这三个使团的任务都是寻求扩大对华贸易。到了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对中国的主要关注点仍然是贸易。因此，在上述英国派往中国的使团的使命失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政策仍然是维持对华贸易的稳定，避免与中国政府对抗。但是，清朝对于英国商业界的这些诉求显然不感兴趣。
结语
戴逸先生指出，18世纪的实际情况是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能远征中国，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18世纪的中英关系基本上是和平的商业关系，没有重大的军事对抗，不构成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威胁，到19世纪初期情况仍然基本如此。因此，对于16—19世纪中期“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应该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首先我们不应当心存一个笼统的和不变的“西方”，然后把中西关系史研究建立在一个对抗理论的预设中。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复杂的，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只关注其中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6—19世纪中期是中国历史大变局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与19世纪中期以后的第二阶段有很大不同。“西方”在这两个阶段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西关系史时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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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